“要说特点，我说是大家都有一种‘病’，这种病就是口中老说回国，心中老想回国，谈起回国兴致勃勃，实际上却又举棋不定，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国。这就是我们这50多人的最大特点。”

　　高健是一家日本公司中中国人部门的“头”，手下可谓猛将如云，毕业于中日名牌学府的中国人博士、硕士达50多人，均是公司里的骨干中坚。工资收入、社会生活也均呈稳定状态，但谈起这些中国人社员最关注什么，有什么特色时，高健却语出惊人：“现在的工作是拴住了人，却难拴住心。公司里中国人到一起聚会，‘张三你怎么又来了，你不说回大连吗？’‘王二，你说上海好，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些调侃话，已经成了问候用语，不需要回答，只需要‘反击’，因为在这里，大家心领神会，每次相聚都会谈起上次没有谈完的回国的话题。”高健笑称，这是“大家犯了一种‘思归病’”。

　　其实像高健他们公司的华人社员一样犯了“思归病”的在日华人并不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日渐紧密；随着各种各样的中国风中国潮在世界各地的频繁涌现；随着功成名就的海归事例被媒体的不断描述、放大加光；同时也随着在日本日久思乡，有人渴望立业，让人生增值，有人渴望稳定，让生活里有亲人朋友的温情，种种信息、愿望和冲动，都让人们在内心深处把一个念头不断重复、强化，那就是：回国。

　　但从想回国到真的打点行装登程上路并不简单，工作、安家、孩子的教育，种种现实的难题又接踵而至，迫使很多华人不得不又放下了刚刚抬起的脚步。但这种思归的煎熬，却像一支缠绵悱恻的小夜曲，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在心中流淌，在耳边回响，成为华人群体中颇为普遍的思归大潮。

　　话归国，寻找圆梦的舞台

　　颜涛是日立制作所国际网络事业部中国市场副总监，不到30岁的年纪，取得如此成就在论资排辈严重的日本大公司里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但这并没有拴住颜涛的心。和朋友聚会，与家人闲谈，颜涛都是谈回国谈得最热切最起劲的人，而且国内来日招聘的大会小会上，也能频频见到他的身影。对此颜涛表露了自己的心曲：“在日本，你若不入日本籍，基本上很难进入企业中高管理层，即使入了日籍，由于中国出身，到了一定程度也就停住了发展。而中国现在正是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最佳时期，若能回中国本土发展，不仅可以工作在家人朋友身边，而且可以说是‘海阔任鱼跃，山高任鸟飞’，只要你有本事，尽可以有发展的舞台。”抱着这一想法，颜涛也就成了国内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常客。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颜涛的应聘并不顺利。“国内的招聘要求太过苛刻”，颜涛总结。尽管颜涛有东大硕士的学历，有在日立工作的经验，但对方却并不满意，要求条件一高再高。好容易有了中意颜涛的单位，而条件又谈不拢，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颜涛回国工作的计划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履历书的书面上。”颜涛也就成了“思归族”中最活跃的一员。

　　徐有才的朋友最常问他的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间回大连？”原因是徐有才说回大连已经说了快五六年了。回去的行动还是只闻风不见影。而徐有才也总是“表决心”，“我想回国，尽快。”

　　徐有才现在在一家中小型的IT会社里搞营业，从到日本留学那一天开始，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就是他的奋斗目标，毕业时他想回国，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自己干，又缺少门路和本钱，就选择了在日就职。在一家大公司里工作了3年，他感到公司的运作方式他这一层的，他都学会了，而再高一层的一时也接触不到，按部就班地呆下去，只会浪费时间，就毅然辞了职，到一家中小会社搞营业。这时国内朋友成功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回国的心也就一天比一天迫切，但几次回国考察却发现国内的情况比他想的要复杂得多，大公司招聘，要博士毕业，要学士毕业的则严格限制年龄。只有学士学位，又已过了35岁这个槛的徐有才，虽“有才”却没有用武之地。痛定思痛，徐有才并没有死了回国的心，现在他的计划是，边工作边找机会，有了好机会就回国，没有机会就攒钱，准备以后用钱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自己开公司自己当老板。这样徐有才成了铁杆“思归”一族。用徐有才自己的话说，“要回国这杆大旗我打了五六年了，现在还是骑驴看账本，边走边瞧。其实就是一句话，想回国，是想比现在好，想有一个更好的创业舞台，不是为回国而回国，因而在没有更好的出路之前，并不会急于回国。”现在连徐有才自己也不知道“要回国”这杆大旗还要打多久。

　　话归国，感受逆文化冲击的迷惘

　　常常随着回国的话题而被华人们谈起的还有它的孪生话题──回国后的感受。“回国后和朋友一起聊天，我感到自己像个下里巴人，国内的发展太快了，我已经跟不上了。”“我在日本一向很中国，可回到中国，朋友们却觉得我处处很日本。”对于自己曾经那么熟悉的中国文化，还要重新适应，这是很多在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在日华人谈得最多的话题，也成了很多华人回国前踌躇不前的无形壁垒。

　　博士毕业，在一家日本著名企业做经营企划的张雪梅小姐对此感触颇深。

　　张雪梅来日7年，博士毕业后到一家著名日企工作，2年后被派到中国分公司做管理职。初时张雪梅高兴极了，重新回到中国，熟悉的语言，地道的中国菜，便宜的物价，都让她心花怒放。“半年之后，我感到了自己和同事间的差异，感到自己有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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