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好看吧。”听见律师先生在跟我说话，我马上转过身，隔着饭桌在他
对面坐下：

　“太好看了。来日本这么久，今天是头一次俯瞰东京的夜景呢。要有照相机，真
想拍下这一切来。”

　“以后还有机会的。呶，这是菜单，喜欢什么随便点吧。”

　我翻开那本大相册般精美的菜单，匆匆一翻，全是几千块钱以上的菜，这怎么吃
得起？！

　“哎呀，这实在太贵了，咱们还是去吃便宜的吧！”

　他大笑起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好吧，看来只好我随便叫了。”他把服务员
招呼过来：“那种各色各样菜都有的套菜，有吗？来一套，再来一瓶啤酒。”

　香喷喷，热腾腾的擦手巾送来了，接着又是红绸子绣花的餐巾，杯，碟，勺，筷
，碗一一给我们摆好。女服务员全都穿着大红的旗袍。不知是那衣服裁的不对还是
她们的身材不对，反正怎么看都别扭。

　啤酒来了。服务员为我们斟满了杯，退下去。律师先生立刻朝我举起了酒杯：

　“今天见到你这样一位中文老师，非常高兴。今后请多多关照！”

　我也举起酒杯：“也请您多多关照！”

　菜，一道一道地上。鸡，牛肉，虾，鱼，豆腐，青菜，我爱吃的东西全来了。能
够如此开荤，实在大喜过望。我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把文明礼貌之类全抛到九
霄云外去了。他见我吃得这么过瘾也挺高兴。他一边拼命往我的盘子里夹菜，一边
说：

　“吃吧吃吧，不够再要。今天就是要让你吃痛快。”

　闹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活象个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你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吃饭？”他斯斯文文地吃着问我。

　“要不在学校的食堂，要不在打工的店里。”

　“吃的怎么样？”

　“学校的饭便宜，不好吃也吃不饱。打工店里的饭不错，管饱。”

　“打工一个小时多少钱？”

　“现在是七百块。”

　“太少了，”他同情地摇一摇头：“简直少得可怜。”

　“可我这还算是高的呢。”

　“那么你教中文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我知道今天的谈话马上就要进入关键。然而我向来羞于谈这个问题，开口向别人
要钱，多不好意思。我迟疑了一下，说：

　“当然要比打工多。可是每个学生给我的都不一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那么目前给你最多的学生，一个月给你几万？”

　“岛本给的最多，一个月给我三万。可她是每周上两次课。”

　“好的，知道了。那么，从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五万块，也是每周上两次课。同
意吗？”

　我甚至疑心自己耳朵出毛病了，直盯着他的脸：

　“您是说，五－－万－－块？”

　“难道还不够吗？”

　“不不不，我是觉得太多了太多了。”我慌忙摆起手来。他又一次大笑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管我叫'孩子')，是一个模范的中
国留学生('模
范')，又挺可怜的。这五万块钱如果能够帮助你，我感到很高兴。那么，这件
事咱
们就这么说定了。接下来，那可就要看你的了，当然也得看我的。”

　“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我总是不能不问这个问题。

　“因为日本还没有一个懂中文的律师，我要作第一个精通中文的日本律师。”他
的表情和声音都显示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律师难道有必要懂中文吗？”我又问。

　“以前也许没有。但是今后，一定会有，没有不行！世界在变，懂吗？”

　噢－－我，懂了。

　我们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每个星期两次，或在他那布置得如同艺术画廊般的事
务所，或在我们学校空荡荡的大教室，或在饭店，咖啡馆，或在商店，大街上。处
处都成了我们的课堂。就连走路，乘车，喝茶，吃饭……一抬手一投足，都要同学
中文联系起来。

　我很快就发现律师先生不仅记忆力好，求知更是心切。看见什么问什么，碰到什
么学什么，不厌其烦。而且任何一个词汇或句子，顶多教给他三遍，他便能牢牢记
住并从此使用起来。我们的学习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已经能用不少中文词汇
跟我讲话了。进步之快确实令我佩服。而他，越学越有劲头，立刻又提出要到北京
实地学习。

　在北京那短短的五天时间里，他几乎无心参观浏览，而是一门心思学中文，说中
文。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带着他参观完故宫，从正对着景山的故宫大门出来。他看见
沿着筒子河有许多摆小摊的，立刻大喜着跑过去。我知道他又想跟人“练一练”了
。

　几个摆摊子的农村姑娘见他这么急匆匆地跑过来，以为他真的要买什么，一个一
个都争着对他喊：

　“吃包子不？热包子！”

　“冰糖葫芦，又酸又甜！”

　“热牛奶，又鲜又好喝哟！”

　“茶叶蛋，要茶叶蛋不要？”

　他跑到摊子边突然又发起愣来。我知道他是没听懂姑娘们的话，她们讲得太快又
带着口音，况且其中不少名词都是他没学过的。我连忙走过去想帮他一把，刚用日
语说了一句：“那是……”他立刻不耐烦地冲我一挥手：“不要！不要！”好，那
我看你自己怎么办。我索性一闭嘴，袖手旁观。几个小姑娘见他熊我，全都嘻嘻笑
起来，还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呢。

　他站在摊子前看来看去，可惜半天也没找出一样他叫得出来的东西。这时他的眼
睛停在了亮晶晶的冰糖葫芦上，用手指着问：

　“这个东西能吃吗？”

　“咋不能呢？糖葫芦嘛！”几个小姑娘咯咯直笑。

　“你说什么？”他也不在乎人家笑。

　“我说'能－－吃－－'。”终于发觉他不象中国人了。

　“我买。多少钱？”

　“这边儿的两毛，这边的三毛。”

　“很便宜。”

　“买几根？”

　他回过头来看看我：“你吃吗？”

　我摆摆手，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酸的，你也许不爱吃。”我把话讲得很慢。

　“是酸的？”他问小姑娘。

　“不酸不酸，甜的。”姑娘生怕他不买。

　“给我一个甜的，不要酸的。”

　糖葫芦刚到手，旁边的姑娘又招呼他了：

　“吃包子不？热包子。”说着把盖在笸箩上的被子一掀，露出一大堆冒着热气的
包子来。

　“这叫'热－－包－－子'？好吃吗？”

　“好吃呀，买个尝尝。”

　“好的，我买两个热－－包－－子。”见跟姑娘们对上了话，他高兴极了。

　“在这儿吃还是带回去吃？”姑娘又问。

　“请再说一遍，我不懂。”

　“你拿－－回－－家－－去－－吃－－吗？”

　“为什么我要拿回家？我的家在日本，大后天才回去。”

　姑娘们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卖包子的姑娘立刻给他搬来一个长凳子让他坐，又
把包子盛在一个盘子里搁在他面前。

　我走过去：“冰糖葫芦我帮你先拿着吧。”我不敢再对他使用日文。

　“你帮我拿什么？”

　“这个东西，”我指指他手里举着的糖葫芦：“叫冰－－糖－－葫－－芦。”

　他懂了，一面把东西交给我，一面把这个名词重复了三四遍。于是我知道，这个
词他从此不会再忘记了。

　“我要一杯茶，有吗？”他咬了一口包子，问小姑娘。

　“有，二分一碗。”她的活音刚落，卖牛奶的姑娘着急了：

　“这儿有牛奶，喝一碗不？热呼呼的。”说着打开锅盖，高高地舀起一大勺叫他
看：“瞅瞅，多稠！”

　“啊，牛奶！好，好！”他兴奋地喊起来。

　老大一碗热牛奶又摆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大口：“好喝，很好喝！中国的牛奶比
日本的好。”喝完一大碗，他又要了第二碗。一边吃着，喝着，还一边兴致勃勃地
跟几个姑娘左一句右一句地练中文。

　看着他满脸带着北京春天的风尘，坐在大马路边一条粗糙肮脏的板凳上，既没有
红绸绣花的餐巾，又没有香喷喷，热乎乎的擦手巾，使用着既不好看也未必清洁的
粗瓷大碗，却是那么愉快地吃着，喝着，说着。我突然觉得这位聪明好学而素来令
我敬而远之的大律师先生，与我的距离悄悄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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