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飞机把我从中国带到了日本。按当时我受的教育，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在成田机场通往东京的电车上，我看到女人们都化着妆。当时在中国，化妆还常让人感到属于不太正经。

坦白地说，刚踏上日本土地，我感觉满街都是风尘女。我想现在很多刚去国外的人仍有这种想当然。曾经有一位女性担心地问我，她到了日本，是否会被拉去当AV女优？直到我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才知道那是可笑的误读，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一样，是生活着、工作着的人，她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姐姐或者妹妹。

所以有这种想象，也跟长辈对日本人的说法有关。长辈们说：日本人“有礼无体”，即讲礼仪，但无身体的廉耻。这是经历过抗战的长辈传下来的。对那场战争，最深切的记忆就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当讲到“无体”，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这个场景。中国人到日本，总将“国骂”作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这似乎又是一种错位。这种骂对日本人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力，倒是中国人不经意的一句“八格牙路”(马鹿野郎)，会让日本人暴怒。而这个典故的来源——“指鹿为马”的故事，在中国，却是从道德方面来解读的。

在中国，说到日本人，那些特定的语言，如“八格牙路”、“花姑娘”、“米稀米稀”、“死啦死啦”就会跳出来，电影上日本鬼子出现时，总会播放一种音乐，此时画面上一定乌云密布。我第一次看到太阳旗，是来日本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在新桥JR车站前广场，当时耳朵里就响起那种音乐，觉得天都昏暗了。

后来才发现，现在的日本人并不那么说话，而且，那些本来应该操着这种语言的“日本鬼子”，居然和善，乐于助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初到日本时，几次迷路，日本人为我带路，而且好几次是老人。

他们有些还胆怯。我们学校有个中国学生被老师骂急了，把老师一搡，老师居然不还手。我本人也曾经有一次跟日本人打架，他拿着作为工作用具的长刀，当时我20多岁，不知死活，直冲过去，他却步步后退。当时我觉得很英雄，大扬了“国威”，现在想起来，这是耻辱。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文明教化，是在日本及与世界接触中完成的。我相信是文明的法则规训了他们。

刚走出国门时，稍不如意，我就会想：毕竟是日本鬼子！有一年除夕，我去了靖国神社。也许是因为对日本有了立体的认识，到日本多年后，我决定去看看这个地方，结果感触复杂。我才知道，那里也是日本人除夕守岁的地方。我去了几次靖国神社，其中一次就选在“终战日”，我看到了那些打扮成当年日军模样的人，但他们更像是表演滑稽剧。即便是街头开着高音喇叭喊叫的“右翼”，也只是小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