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热烈，喜欢喜庆气氛。劳模要戴大红花，国庆要挂大红灯笼，过年要放大红炮竹、贴大红对联，领导来视察要高悬大红标语人人满面红光。结婚就更不用说了，大红袄、大红盖头、大红被、大红地毯。如今城里人赶时髦学西洋，往往像模像样娉娉婷婷披一袭白色婚纱，但一对大红喜字也还是少不得的。总之中国人喜欢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可人家日本不兴这一套。不说别的，这红颜色除了红信号灯和警示灯就很少见。日本共产党颇有影响的机关报《赤旗》报头也并非赤色而是黑色，不像咱们诸多报头不知何故忽拉一下子由黑变红。就连过新年时日本也不用红色装点，门口顶多扎一稻草结挂一小桔子加一枝青松。若不去神社寺院，根本感觉不出过年气氛。加之有不少城里人跑去乡下看望父母，街上比平时冷清许多，商店大多关门。于是只好打开电视看日本新年保留节目红白演歌对唱（分男女两组唱日本调歌谣，性质相当于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年除夕唱的竟多是撕肝裂肺要死要活的东西，不是“在那月色凄迷的寒冷夜晚”就是“你为何狠心把我抛弃”，得得！全家团圆的欢乐今宵何苦唱这玩意儿？端的匪夷所思。像咱们赵本山老兄那样来两段小品逗得男女老少一齐抿嘴乐岂不皆大欢喜？

后来我渐渐明白，日本若真有赵本山且大家捧红赵本山，日本人也就不成为日本人了。日本人所以大过年也听演歌，无非因为他们喜欢听演歌——那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旋律所传达的或绵长隽永的淡淡哀婉或近乎绝望的深深悲哀，很快就能把听众带入风雨旅程，带入共鸣境地。可以说，咏叹与悲伤是演歌的基调和魅力，它唱出了这个岛国无数男女的悲剧情结。

是的，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甚至以悲为美。

旅日期间，我在电视上看了导致六千余人遇难的神户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中的日本民众。无意中我发现日本人面对突发灾难和生离死别时的表现和其他国家大为不同。其他国家的人往往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日本人则相当冷静，没人惊慌失措，没人嚎啕大哭，甚至没人流泪，表情中更多的似乎是无奈、达观和镇定。究其原因，我想这绝对不是日本人缺乏感情，而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以至文化中积淀了太多的悲剧因子。

日本是岛国，常有地震、海啸、台风、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尤其地震频仍。我来东京不到一年，差不多每月都要体验一次天摇地动。轻者像坐在轮船上忽悠颠簸一下，重者整个房屋框架吱呀作响。一次正躺在榻榻米上看书，忽然头顶吊灯摇晃起来，眼看着越晃幅度越大，简直摇摇欲坠，吓得我赶紧拿过座垫捂住脑袋，缩进墙角一动不动。若在中国，人们十有八九呼爹叫娘涌下楼去。而一两分钟过后我小心爬起往窗外一看，院子里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只远处有两个小孩在午后的阳光下踢皮球。估计偌大住宅小区里拿座垫捂脑袋的仅我一个中国人，好在没给他们瞧见。

文学也是如此。日本小说几乎通篇都是哭又不哭、笑又不笑那种悲悲戚戚、凄凄惨惨、缠缠绵绵、黏黏糊糊的东西。与其说是在描写、倾诉悲伤，莫如说是在打造、把玩悲伤。说极端些，如果你欣赏不了伤感也就欣赏不了日本文学。从《源氏物语》到川端康成无不如此。村上春树在我们眼中俨然另类，他本人也力图割断同传统日本文学的血缘关系而跟人家美国菲茨杰拉德大套近乎。其实他骨子里也还是个纯种日本人——作品中写得最到位、最感人的还不是那份无可名状又沁入骨髓的无奈、寂寥和悲凉？还不是对已逝岁月和死亡的缅怀、伤感和咏叹？

又如诗人笔下的花。1200多年前日本编了一部诗集叫《万叶集》，那时候因受中国六朝隋唐文艺风尚的影响，咏花诗大多咏梅花，以至梅花成了花的代名词。而一百多年过后，梅花的“花王”地位渐渐由樱花取而代之。提起花即指樱花，“花见”（赏花）者，赏樱也。而且较之樱花盛开怒放云蒸霞蔚之时的灿烂，更中意把玩其随风飘零大势已去之际的凄婉。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在和歌俳句中藉此抒发无常、落寞的人生况味，进而将其升华到审美层次，使得以悲为美或者说悲剧情结成为日本民族主要审美心理定势。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日本人的文学观、自然观、价值观、生死观，理解了许多从常识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