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的夜色里，班机缓缓停在太原武宿机场。走下舷梯的人流中，有个清瘦俊朗的小伙子，他的步履显得比其他旅客更加匆匆。接机室的大玻璃窗外，母亲和表哥在拼命向他挥手。

小伙子名叫王小琪，25岁，山西人。两年前他离乡到日本去打工。今年圣诞节前，王小琪从日本回来了。距前年离家的日子，差三天就整整两年了。

希望挣钱开眼 生活难以适应

记者请王小琪在一家饭店吃饭。面对着桌上不多的几样菜，王小琪斯文得像个淑女。“不是我客气。实在吃不下了。在日本养下的习惯。日本人饭量都小得很，咱一个吃得下他们三个。”

日本人通常吃得极为清淡，白饭拌菜，最有油水的也就是“天妇罗”(肉、海鲜或蔬菜裹上面糊油炸)，火锅都是白水煮的。但这些算是日本料理中的高档品种，根本不是小琪这样的打工族有钱有闲前往一尝的。为了省钱，他们每天的伙食都是自己做，早上开水冲鸡蛋，中午是前一晚做好带来的盒饭。在这个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国家，大米也出奇地昂贵，一小袋(约10公斤)要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0元。他们只能买那些碎米，而那通常不是给人吃的。超市里最便宜的菜是已经不新鲜的葱头和土豆，葱头炒土豆几乎是每天的菜。晚上回宿舍下面条，自己和面自己切，炒一碗西红柿，多加点盐。两年如一日。吃饭，早已成为一件机械得不能再机械的任务，胃口，就这样一点点缩小了。

妈妈心疼儿子，从山西航空包裹寄了熟肉火腿来，邮资不菲。小琪收到后舍不得吃，常拿出来闻闻，太馋了才切几片和室友分着吃。两年，妈妈一共寄了7次包裹。

两年中，小琪从原先的偶尔抽一根烟，到两天要抽一包烟。抽烟顶饿。可日本的烟更贵，最次的烟，价格却与国内的软三五差不多。妈妈便给他寄烟。一次只允许寄两条，还要收税。

回家的第二天，妈妈做了满桌的菜，开始小琪吃得很多，根本没有饱的感觉，可吃到最后全吐了出来，难受了两个晚上。

大学里学习美术装潢的王小琪是家里的独子。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没门路给他找下个好工作，毕业后给私人打了半年工，管账。生性浪漫的小琪不愿整日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更不甘就这么死气沉沉地过下去，便托了人，想出国做劳工。“能开眼界，最不济也能挣些钱，回来也有个资本。”

出国，即便是当洋打工仔，也不是那么顺溜溜的。申请，保证金，表达能力，专业手艺，还要有关系。很多人最后都被卡在体检那一关。小琪很幸运，总算全程通过。手续办妥后，小琪和另外十几名山西籍的待出国劳工人员一起，到北京郊区的一所学校里接受日语与礼仪的基本培训。一个月后，他们坐上了大连飞往日本的航班。那是2003年的冬天。

老板动辄骂人 工作十分辛苦

小琪他们参加的这批劳工输出，原来属于中日两国间的一个援助扶贫性友好项目，前几批去的都是中国农民，只有这批，13人全都是城里人。

一下飞机，就上了日本公司来接的车。13人分别进了4家公司，当地叫做“会社”的。小琪和一个晋中人被分到一家专营各种来料加工的会社，眼看着同来者一个个进了本田之类挺不错的轿车，停在自己面前的却是辆旧面包车，感觉就像连太原也早已淘汰掉了的“天津大发”似的。小琪心里一沉：得，看来不是什么好单位。

小琪的工作，是将从电机里车出来的各种器物，大到家具小到筷子，用手工将它们的毛刺儿一点一点磨平磨细。每天8小时。活儿，有时很多，每天加班，有时没有，但不可以休息，把人都耗“皮”了。

一到宿舍，污浊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前一批中国劳工走后就未经清理过的约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讲究清洁的小琪打扫了整一周。但适应工作间花的时间更长。到处是锯末儿，呛得人直咳嗽。

一开始，什么也不熟悉，那日本工头总发脾气，动不动就骂人，听得懂的就是“八格牙鲁”和日文的“白痴”，实在被骂急了，从不说脏话的小琪也会悄悄用中文还一两句，可是中国话的骂对方听不懂，不够解气，骂便失了骂的意义，用刚学会的日文骂，又不敢。最后只落得沉默再沉默。

不久小琪就熟悉了工作。为了不挨骂，更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是白痴，他非常努力争取做得既快又好。但他发现，这样只是让自己更累。那些“聪明”的同事会慢吞吞地干活儿，延时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而挣钱却多了。而自己早干完就总有新的活儿，别指望能有另眼相看的夸奖。薪水是按工时计发，一天8小时，到第二年，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2万日元(约8400元人民币)。最少时才5万日元。

有一次，在低头查看煤油炉中的火势时，小琪被猛然蹿出的火苗烧伤了腿，两个膝盖都烧伤了，可老板只带他到医院上了药，次日仍要上班，而且让他一个人把一大卡车快一人高的木料都搬下来。搬到四分之三，小琪实在坚持不住了，老板才不得不允许他休息两天。说起来，小琪他们都有医疗保险，并不需要花老板的医药费，只是老板怕耽误了工期。但也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这么黑。那些分到其他会社的工友，工作量就轻些，也能按时休假，工资要高出不少。会社还经常组织郊游、洗温泉什么的，自己这家会社却从来没有给过员工类似的福利。小琪的老板是个满脸络腮胡、看上去十分阴郁的中年男人。他平时不说话，一开口总是苛责，常喝酒，喝醉了便骂人。而且，从一来到工厂，“王小琪”的名字就消失了，而变成了老板口中一句“欧”(姓：王)，而不是其他会社那样称呼“欧桑”(王先生)。小琪啥也不怨，只觉得自己命不好，碰上这么个老板。

有一个时期，厂里根本没活儿，老板就将小琪他们“转租”出去，到另外一户花农的田里收花籽。这其实是不合规定的，但小琪

他们没有选择。那户花农人家非常好，每天休息时都摆上茶水和日本风味的点心招呼大家吃，每周休息日还领着他们去洗海澡。语言不通，用纸笔写写画画地交谈。小琪真想一直在那家干下去。可惜好景不长。

最让小琪幸福的就是休息天。一开始他写家信，一封信如果不超重，邮资约合人民币7元，总是密密麻麻写不够。后来他不写信了，改成用小随身听录音。有话说了，录个三五句，隔几日再录个三五句。不想叫同屋人听到，就跑到野外、大桥下面、海边，悄悄在风里说。寄磁带的邮资更贵，小琪却有了个发明：录满一盘磁带，他将磁带拆成零件，细心地用信封装好，还是花7元钱当信一样寄走，父亲接到信再用胶带把零件粘好，放进录音机里听。这个发明从没被其他人发现过。

国外重视信誉 国人表现差劲

日本，是那样一个怪异，有时却又不得不令人佩服的国家。

他们本国的产品，无论电器、汽车还是小玩艺儿，价格都是最贵的。同样的产品，中国制造的就要便宜得多。有钱的日本人，他当然会选贵的。这是个尊严问题：我们日本的一切东西都是最好的，理应是最贵的。我是有钱的日本人。

在小琪的理解中，日本没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教育却渗透到了日本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小琪买过一架日产的相机。在海边拍照时不慎浸了海水，他拿去修，可人家拒绝修理。如果一定要修，3万元买的相机，修理费却要5万元。没办法，小琪把相机拿回宿舍，在清水里泡了一整天，觉得海水盐分泡掉了，就用被子裹上放到洗衣机里甩。甩干拿出来马上又能拍照了。

“回国来，不但空气和环境脏得不适应了，还有一种什么都不方便了的感受。比如你要是把钱包丢在商店里，肯定找不回来了，但在日本就不必担心，商店会很快给你寄回来的。”小琪说。

坐地铁，没人查票，翻栏杆逃票的，多是中国人。在超市，会有中文和韩文的标语写着“请不要私拿店内物品”，但没有日文的。逛商店，常会遇到一个日本老头，总是在身边嘀咕“这个太贵了，你们买不起”，种种有形无形的歧视让小琪心里十分不舒服。

但更让他难过的是这样一件事：来日本之初，十几名中国人都约好：如果有人发了意外的财，比如买彩票中奖之类，一定不可以独享，要与同伴三七分成的。也许这是一种异国的同胞情。然而，当有一天，小琪在超市捡到一个装有约合6000元人民币和多张保险卡的钱包时，他想都没想就直接交给了超市的服务台。他给超市留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他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一向是诚实守礼的。

几天后，钱包的主人寄来一封感谢信和一个蛋糕。可分吃了蛋糕的中国同伴却没有人说小琪的好，明里暗里传来传去，小琪听到的只是“那个傻×”或“你可真是活雷锋”之类的冷嘲热讽。

母亲寄来的食物，小琪从来都是和室友平分着吃的，虽然对方家中一次也没有包裹寄来。本以为人在异乡，都不容易，应该会很“铁”，结成一生的朋友，可到后来，觉得大家其实不过如此，也没有真正交心的。只是在那样一种生存环境下，必须要维护一种所谓的团结而已。否则你将更孤立。

回国时，小琪从日本飞大连，从大连飞北京，又从北京转机太原。不到12小时的行程中，却觉得某些人的素质一程比一程低。到最后一程，简直让人窝火：北京回太原的飞机是夜间航班，邻座男人(当然是中国人，而且是太原口音)问空姐有无晚餐供应，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显得很生气。当时奔波了一天的小琪正在吃自己带的面包。

他看那个男人总是盯着自己，想他一定饿极了，就把面包分给他。没想到呀没想到，那人不但半个谢字没有，还十分傲慢地说：“我才不吃你这面包，我要吃热饭热菜!”小琪气得胃疼。

小琪觉得，也不能说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坏，听说第一批来打工的中国人受到的待遇很好。但的确有很多日本人，你强他就软，你弱他就横。

往事不堪回首 立足国内创业

本来，按照合约，小琪应该是做满三年才离开日本的。在他的原计划里，第三年，一定要到东京去看看。东京离自己工作的地方有三百多公里，也就是太原到北京那么远。小琪拼命努力，平时只在自己居住的海边走走，哪儿都没逛。

然而他也许永远去不了东京了。在日打工差一个月就满两年的今年11月，日本经济整体持续不景气，小琪所在的会社要裁员了。这时，小琪已经悄悄学会了那台什么都能造的电机的操作，他自己也可以编制工作程序了。面对日方的劝说，小琪看了看两年来共处一室的晋中同伴，对方也沉默地看着他。最终，小琪答应离开。当年同来的13人同乘一架班机多热闹，而今只有小琪惟一一个解约回国的孤单身影。(另外还有两位女劳工人员离开所在会社失踪了，据说是到东京赚大钱去了。小琪说，其实没有人是天生愿意做阴暗的事的。)

解约了，公司却没有给违约金。在小琪的坚持下，直到上机前一小时，他才拿到了多给的一个月的薪水。他无法也无力再得到更多了。但小琪不打算坚持了，他只想快快回家。

可是，想象中的热切，比如见到了亲人肯定会抱住他流泪这样的场景，在现实中却一点也没有发生，眼泪也流不出来。只是回来了，只不过是回来了。一切还同两年前一样，不同的只是多了自己的一点日元存款。

没能去东京是个遗憾。但小琪说，他永远也不打算再去日本了，将来也永远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去日本——除非留学或者旅游。回来一周了，他没有别的想法，只得早点找到一家合适的公司去上班。自己创业还有点早，在新的环境里，他需要重新学习，更多的学习。

后记：去年吧，曾有一部静悄悄在北京电视台首播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没有任何宣传和广告，却牢牢地锁住了收视率。多少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有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与无奈，坚韧与奋斗。如果，你从《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影视剧中看到了相当多的戏剧色彩，那么你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的，只有真实的沉重。所以，当我得知小琪的故事后，有一种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的冲动。不是猎奇，更不是哗众。读者可以从中体味现实或者反思历史。

小琪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没坚持到最后，没取得什么成绩就悄悄回来了。但我的看法则完全相反。这两年在日本的经历，使小琪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长和见识。更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有了一份中国人的尊严和美德。我祝愿他在新年到来之际，找到一个新的美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