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日本学英国史往事）

导语：

李大兴专栏·历史

一

我在日本上大学时，本科的体制是前两年在“教养部”学习普通课程，每年有一定的学分要求，有一部分必修课，选修课内容相当广泛，跨学科甚至风马牛不相干都是常见的事情。一年两个学期，大部分课是全年的，也有一些只需一个学期。开学时上的课，在一定时间之内可以选择不修或者放弃考试，所以我会一开始选二十多门，然后停掉不喜欢或者感觉太难的课。当时在中国，选修课还只是传说，喜欢偷偷摸摸去听别系听课的我，这一次堂堂正正地从日本文学史到意大利语、从社会学到高等数学，完全按兴趣或者一时兴起选了一堆。

不过，东北大学虽然是仅次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六所战前帝国大学之一，却有严进宽出的倾向，头两年的教养部尤其如此。虽然日本人大多严肃认真，不过文学院的学生相对比较自由散漫，这一点估计不管哪个国家都是如此。风气影响所致，我从第二学期起，就恢复了旷课的习惯，或者因为打工、或者由于打麻将、或者干脆就是睡懒觉起不来床。兴趣本位的教养部时期是一段快乐时光，很多同学都是不好好上课，参加许多社团活动。我先是参加合唱团，德语歌唱得舌头转不过来，不到一学期就洗洗睡了。后来参加电影研究会、哲学读书会，对于日语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当然我也因此看了不少欧洲文艺片，喜欢上了伯格曼；走近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虽然用日文阅读终竟有些隔膜。

到了三年级进入本专业学习后，情势陡变，不仅要上专业课的大课，而且要跟在研究生后边参加导师主持的讨论课。每个星期或者要阅读好几本指定的书，或者要完成外语经典的部分翻译与读解，于是娱乐减少、熬夜增加；就连穿着也因为和西装笔挺的导师经常近距离接触而受其影响，收起牛仔裤，改穿西装外套了。我的导师吉冈昭彦先生，是日本战后一代学者里研究英国近代史的顶尖学者，他身材健硕，步履缓慢，眼睛不大，看上去很和蔼，但是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评起来不留情面。他第一次接见我就带着有点神秘的微笑问，你怎么会到日本来学英国史？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81年寒假过后开学第一个星期，我被系里找去，告诉我被选拔去英国留学。那时候留学还属于天方夜谭，外国遥远得像另外一个星球。我的第一感觉基本上就像中了张彩票。不过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运气中彩，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无论如何，能够去留学当时属于天上掉馅饼，以至于去哪里留学反而不那么重要。第二天系里改口把我从英国送到了日本，我倒也没有觉得怎么样。还是计划经济、政府指令的年代，一拍脑袋就做决定的事情时常发生，我们这一代人又从小就习惯了荒诞，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会逐渐变得钝感。从在长春接受外语培训时，日本老师就会问，你为什么要去日本学西洋史？我只能回答，这是国家保送的，我自己不能选择专业。我的回答对方显然不能理解，后来我发现，只要不是国内出来的人，都不能理解。

日本的西洋史学界也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分别为中心，分为关东和关西两个学派。吉冈先生二战后不久毕业于东京大学，所著《近代英国经济史》是1981年就入选“岩波全书”的名作，然而我对于经济史全无兴趣也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和先生商量了几次，锁定国际关系史的方向，主攻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没有专业选择权的悲催在大学三年级时显现，我被告知不能改专业，也不能换学校，甚至更加优厚的奖学金也不可以接受。

二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吸烟蔚然成风，与中国不同的是，不少女性也抽烟。文学院的女大学生里，就颇有几位烟瘾不小。其中一位，如今我已想不起她的名字和专业，只记得她告诉我，每天抽一盒到两盒烟。她眼神明亮，言辞犀利，能谈论尼采，喜欢辩论。和她聊一会儿我就有败下阵来的感觉，倒不是因为肚子里没货，我对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有点信心，就是讨论有点深度的问题时，头两年日语明显不够用。她豪爽的性格和像男孩子一样的打扮让我不觉得她是一个异性，不过一年级时，她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可以谈得来的日本同学。聊了几次天以后，我发现她其实简单阳光，说话直来直去，不像同龄的中国同学，或多或少心灵上有着艰辛生活留下的阴影。好像是岁末班级聚餐，她喝得有点多，我送她回公寓，到了楼下，她忽然靠在我身上，可是她身上传来的烟味让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十多年以后，我在江南小镇歌厅里听辛晓琪的《味道》：“我想念你的爱，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不禁想，这真是女孩子的歌与感觉呢。

吉冈先生也是烟不离手，从三年级跟着他每星期上两到四个小时的讨论课时，便是老师和学生围着一张长条课桌喷云吐雾之际。许多思想的火花在高谈阔论的氤氲中发生，也最终消失在时光的烟雾里。我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长大，大约与此有关吧，对历史的兴趣和理解在上大学之初还是偏向于文化思想史。吉冈先生明显对此不感兴趣，他告诉我，他主要的研究在经济史方面，研究方法是史料分析为基础的实证史学。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体会到，实证史学的本质之一是对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先生对文化思想史的保留态度其来有自。大概出于这种实证精神，吉冈先生特别强调史学研究拒绝追逐时尚，拒绝光说不写，要收集所有找得着读得懂的史料，下大功夫写论文。后来我读到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名言，颇感其相同之处。吉冈先生平日骑一辆旧自行车，早上九点左右到研究室，晚上六七点回去，有时会一直到十点多才走。他生活规律，不苟言笑，颇符合历史学家无趣的形象。接触多了，发现他学识其实广博，而且不知则已，凡所知之事，都有相当坚实的了解。我此前那些三脚猫的知识，经常被先生诘问得无话可说。我此后于历史人生，多少养成一些注重细节、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实应感谢先生的潜移默化。

1980年代的中国，在外人眼里仍然属于铁幕那边，吉冈先生也曾经以为我一定熟悉一些革命导师的著作，听说我什么都没有读过时，先是一惊，然后大笑。他告诉我，“马克思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以为他只是这么一说，也就只是笑笑。不料到了硕士第一年，他开的研究生本科生阅读讨论小课，内容竟然是《资本论》精读。精读的方法，是每星期读一两小节，然后句段解释，旁征博引，细究其义。一年下来，统共才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部，然而先生对马克思的了解之深，当时让我十分震惊。后来我才了解到，东京大学战后是左派学生大本营，直到1960年代初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不乏叛逆精神。所谓“讲座派马克思主义”是东大学派经济史学的主流，吉冈先生年轻时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三十出头就在1960年成为日本史学史上颇有名气的“吉冈·堀米论战”的主角之一。

关于历史学是否对现实社会发生作用这一点，当时吉冈先生是持肯定态度的一方。我不知道吉冈先生指导我时有了怎样的转变，他很少谈论现实，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曾经感到无论是对日美还是对以前苏联为首的阵营，他都是持批判态度。我二十多岁时，自然倾向于介入的生活态度，认为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注是知识分子应有之义，吉冈先生未置可否，仅仅告诉我先把论文写好。他曾经说过，李君有才华但是不用功，而历史学者不必有才华但必须用功。我花太多时间在读闲书上，专业方面就不够用心，先生批评得没有错，但是我还是很难喜欢上一个不那么感兴趣的领域。在读硕士课程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钻到图书馆的地下室阅读十九世纪英国外交部文件的微胶片复印件，还有一半时间在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笔记》，难免史料上工夫不够扎实，维特根斯坦也读得不甚了了。

三

我考大学的时候，热爱20世纪欧洲小说，醉心于新知，想报的志愿，不是外国文学就是世界历史。到大四时，读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历史与思想》和《史学与传统》等书，体会到民国学人自胡适以降，多以西学方法整理国故，才是学术的主流所在。那年五月，父亲去复旦大学讲学，我随同前往，询问有无回国考中国思想史研究生的可能性。校方相当通融，同意我免试政治，留学四年后，那自然是一门一考就要砸的课。不过更多的长辈学者，还是劝我在国外读研，不久我考本校硕士又轻松过关，终究没有回国上研究生。

1988年李宗一先生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问庆应大学，我给他当翻译陪同参加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的聚会，又一次起了换专业的念头。庆应大学的山田教授也欢迎我考他的博士生，然而换专业换学校是不被批准的，也就意味着无法延续奖学金，又没有申请到其他的奖学金，东京居，大不易，遂作罢。不过这一番折腾让我明白，在日本学英国史更像是命运开的一次玩笑，终究要寻求改变。大约在那年夏天，我给几位美籍华人学者写信，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回了一封满满五页的信，亲切而细致。在此之前，芝加哥会让我想起电影《美国往事》，黑帮与枪声。八月在颐和园划船之后，青年时代的一位至交启程去了芝加哥，时不时收到他的来信，遥远的城市忽然变得清晰起来。不过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芝加哥是一个即将以奇特的方式嵌入我生命的名字。

吉冈先生估计察觉到了我的不安分，有一天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如既往严肃地重复一遍博士课程只是培养一颗学者的种子，关键不在于课题本身，在于通过研究课题打磨论文，植入做学术的方法。这些话我由于听多了有一点木，坐了一会儿就道谢告辞。我感到先生有一点点不高兴，不过多年来他的严肃不免让我觉得难以亲近，而我自己貌似开朗随和，其实也是经常隐藏起自己内心的人。博士课程几乎没有课，除了一星期一次的讨论我很少见到吉冈先生。一个喧嚣与骚动的夏天过后，我重新开始在研究室读书到深夜的生活。有一天晚上吉冈先生也走得很晚，临走时推开研究室的门，看见我独自一人坐在灯下，说了一声“在努力呢！”我赶忙站起问候，他挥挥手说：“有一些事情我想告诉你，我对别人讲过，现在我也要对你说，你其实是个优秀的学生。”后来我去美国，临行前向他告别，他显然心中有些感慨，但是没有说出来，我们也没有多说几句，只是对坐着抽了一支烟。最后他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没有多少钱，到那边总有用得着的时候。”我和吉冈先生一直仅仅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师生关系，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除了执弟子礼表示感谢，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天下午骑着自行车离开大学的时候，我心潮澎湃，差点栽到沟里去。

四年以后，我出差回到仙台，在文学院门口留了一个影，但是我没有上五层，因为我知道吉冈先生早已退休，不在这里了。

时光流逝，我离日本越来越远，英国史的书和论文都留在了仙台，不知所终。在某个午夜，独酌一杯威士忌，忽然想起吉冈先生，上网一查，他已在2001年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