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培德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名誉研究员、香港亚洲研究学会前会长）

1988年作者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年考获日本政府奖学金赴东京大学留学，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着有：《日本文化在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年)；《近代アジアの都市と日本：香港都市案内集成》(东京ゆまに书房，2013－14年)。留学期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手记，本刊选取其中所述日本与香港联系之内容，分文化历史、社会生活两部分相继刊出，以飨读者。

东大——香港文人学者必访之地

东京大学建校于1877年，由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东京大学的所在地（现为本乡七町目）原为江户幕府加贺藩的属地，分别设有昌平坂学问所与天文方、种痘所，为幕末日本从事儒学、兰学1和医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今天校园内的赤门，便是于1827年加贺藩建造的御守殿门，已有近190年的历史，为日本受法律保护的文化财产。香港人对英国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认识较深，了解东京大学的人则可谓不多，语言可能是主要的障碍。但对于香港文化人而言，东大则是赴日时必访之地。

注解1：兰学，江户时期，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即「荷兰学术」，引申可解释为西洋学术。兰学是一种透过与出岛的荷兰人交流而由日本人发展而成的学问。兰学让日本人在江户幕府锁国时期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与医学等

东京大学建校后，模仿欧洲的大学制度，大量引入德国和英国的专才，研究院沿用旧制，在人文社会科研究科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获颁授的文学博士学位，是Doctor of Letters （简称DLitt），而非西方普遍所使用的Doctor ofPhilosophy （简称PhD）。

记得留学初期要在东京找房子，一般习惯需要担保人，留学生只可请自己的指导教授作担保人，当地产经纪和房东知道我是东大学生和有东大教授做担保时，非常愿意将房子租出，同时会表现得十分客气。因为，东京大学在日本人心中是最高学府，能够考进去的都是社会精英。

东洋史学是东京大学文学院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举凡与中国史、韩国史、台湾史、香港史、东南亚史、印度史有关的主题，到归入该学科的范围。在华人史学圈中，前辈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的，计有：林明德、许介麟、黄福庆、陈慈玉、于志嘉、蔡志祥、张启雄、李开元、吴密察、李若文。

东京分23区，其中文京区面积不算大，人口也非特别多，但它有「文之京」的称誉，区内有三多，包括：印刷公司、出版社、文人居所，著名学者如夏目漱石、森鸥外、宫泽贤治都住于区内。此外，还有东京大学、著名的亚洲图书馆东洋文库、全国有名的古庭园六义园和小石川植物园。

东洋文库建于1924年，是日本最大的以亚洲为收藏范围的专门图书馆，由三菱集团岩崎弥久和袁世凯顾问莫理循 （George Morrison）创办，收藏与日本、中国、印度、东亚、西亚、中亚有关的古籍和文献，目前已超过100万册。笔者于留学期间，曾于东洋文库兼职，整理由第九任理事长榎一雄 （Enoki Kazuo） 教授捐出的书籍和文献，编成目录。在工作过程中，倍感日本学者对治学问之严谨，很值得我们学习。在这里访问的国际人文学者，不知凡几。利用该文库的藏书和数据撰写的学位论文，更多不胜数。

东洋文库距东京大学只有10分钟车程，来往相当方便。东京大学收藏与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有关的资料比起东洋文库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能穿梭于两个日本对亚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间，可谓是学者的福份，而历任东洋文库的理事长多由东京大学出身的学者来担任，包括：白鸟库吉、清水澄、辻直四郎、榎一雄、斯波义信。

从东京大学步行到神田神保町同样是10分钟的车程，十分便捷。在神保町群集各式大中小型的旧书店，对学者来说，可谓是购书的天堂。因此，东洋文库－东京大学－神保町三地之间，自然地构成一连锁关系，对于香港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来说，“东东神”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造访之地。

十九世纪英国曾调派侵占香港军队远征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围绕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实行开放还是守旧，以及是否接受外国人还是要“自力更新”以确保主权等，一直有所争议。加上日本幕府在幕末势力动摇，各地方藩属蠢蠢欲动。其中，以位于日本九州岛南端的萨摩藩最为活跃，藩主岛津齐彬是幕末时“攘夷论”的代表之一，但他主张开国及研究兰学，建造洋式熔炉，以炼制钢铁来制造西式大炮，成立一支雄冠各藩的海军舰队。

19世纪60年代，欧美列强与日本“攘夷”派矛盾加剧，并对日施行炮舰政策。1862年，萨摩藩武士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与4个骑马的英国人发生冲突，酿成一死两伤，即“生麦事件”2 。英国政府借此事件向幕府及萨摩藩施压，要求惩办凶手和赔偿损失，但交涉未果，遂于翌年派舰队炮轰萨摩藩和鹿儿岛，爆发“英萨战争”3 。当时，英国派遣的远征讨伐军，其实是从香港调来的，组成有7艘战舰的舰队，由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奥古斯都，席柏协调指挥。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说，英国当时占领香港还是要将香港用于军事用途。值得一提的是，“英萨战争”是促进日本近代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之一。

注2：

生麦事件：又称神奈川事件，指1862年9月14日日本武藏国橘树郡生麦村的武士砍杀外国人的事件。当时4名西洋人不知日本礼仪，见到萨摩藩主岛津久光回家的队列，没有退到一旁，而惨遭砍杀，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注3：

英萨战争：又称鹿儿岛炮击事件。英军损失惨重，但萨方也被英舰重创，最终双方议和。英国转向支持和亲近萨摩藩，萨方则明白「攘夷」行不通，转而主张开放，争取英国的支持，并在后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而萨摩藩在与英国的密切合作中「师夷」不断推进军务近代化，成为日本海军中坚。

日圆与香港造币厂的渊源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的货币日元向全世界流通，但却少人了解日元诞生的历史。其实，日元历史与香港有密切的关系。在十九世纪香港开埠以后，香港并无自己的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外国银元如英国贸易银、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等。1866年，港英政府于铜锣湾东角兴建首间造币厂，自行铸造货币。所铸货币以圆为单位，并采十进制，成为港币的起源。但该造币厂经营两年后，由于新铸货币不受华商欢迎，只得草草收场。适时日本准备明治维新，大力振兴海外贸易，极需向外国参考新式货币的铸造情况。

当时，在英商怡和洋行的「穿针引线」下，日本政府于1867年派遣上野敬辅来港洽谈收购已倒闭的香港造币厂。双方达成协议后，香港政府愿以六万元的价格将造币厂卖给日本，以在大阪兴建日本首间造币局，同时日方同意聘用所有原香港造币厂的行政和技术人员。因此，无论是机器设备、生产技术、行政管理，甚至建筑模式，大阪造币局完全几乎照搬了香港造币厂。有趣的是，新铸造出来的货币连名称和单位都和港币一式一样。今日我们称日元为「円」（yen），其实円是「圆」的略字，值得一提的是，此「圆」并非起源于内地，其实香港以圆为货币单位的历史比内地早。

日圆差一点成为香港法定流通货币

当日本掌握到铸造新式货币的技术后，便大量铸造日本贸易银元，一来可以配合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力推动海外贸易，二来可以抵抗来自墨西哥银元的竞争，一举两得。因此，日圆大量向海外推出的计划，便被提上议程。由于香港是亚洲的国际贸易中心，背靠内地，且与东南亚和海外华人社会有密切连系，于是香港遂被认定是日本发展亚洲贸易和流通日圆的最重要基地。

然而，日本于明治维新初期于香港开设的商号都不成功，例如1872年在中环开业的骏浦号，五年后关门；1878年在中环毕打街开设的三井物产香港支店，四年后关店；同年1878年在中环士丹顿街和惠灵顿街交界开设的广业商会，也是四年后结束；1879年邮便汽船三菱会社香港支店开业，但五年后关闭。日本原在香港打算发展的商贸策略，第一步已经无法施行。

1880年，日本政府正式向英国申请使日圆成为香港的法定流通货币，但遭拒绝。七年后，日本政府再度申请，虽然获得港英政府同意（当时港督曾为此专访日本）。但英国政府为保护自身在亚洲的商贸利益，再次予以拒绝。

香港保有日本侵占时期的战争遗迹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曾侵占香港长达三年零八个月。但今日港人对日本侵占香港的历史似乎认识较少。今天位于中环的旧立法会大楼，可能很多人知道它的前身是高等法院，但在日治时期它被用作宪兵队总部。在三十年代兴建的旧汇丰银行大厦，在日本占领后被辟作日本人的总督部。现在的半岛酒店也曾被改作东亚hoteru（英文hotel之意）。今天礼宾府的日式高楼，也经日军加筑和改装。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强制建了一些战时设施，战后逐步被清除。

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迅即从日本人手上接收香港，1947年2月炸毁了位于港岛金马伦山顶原为拜祭日军亡魂的忠灵塔。今日香港仍然遗留下来的战争遗迹已不多，除一些山上的炮台、地下的防空洞外，所剩无几，有时还偶会听到建筑地盘无意中掘出炸弹，需请专家引爆销毁。

但不知何因，英国人战时在港督府（日治时期称香港总督公邸）由日本人藤村正一设计的亭楼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或许是英国港督喜欢这些东方式建筑吧。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将旧港督府辟作礼宾府，专门接待政府的宾客之用。

香港如何追讨日本军票赔偿

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一直存有战争赔偿的问题。虽然亚洲各国纷向日本索取赔偿，但索取的理由却不大相同，据笔者初步观察，中国多有慰安妇、毒气、强制劳工的索偿，韩国大致和中国相同，而曾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则多有军票的索偿。

香港早于1968年成立香港索偿协会，由周天骥任首任会长，不过一直没有取得成绩。在日本民间团体的支持下，曾经出现过转机，1990年香港索偿协会代表赴日，获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接见，实时提出要求协助向日本政府索取军票赔偿，经过多轮谈判，并在香港和日本两方民间友人「穿针引线」下，终于在1993年由香港索偿协会首次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出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对香港二千六百余户家庭所持有的合共五亿三千八百多万日元军票作出赔偿。然而却被判败诉。

向日本提出战时军票赔偿的控诉，是一件关连民族大义的事，作为香港人应该要支持，但问题是这些军票的来历，应如何取得客观的核证？最近读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倍感别人对于整理战时日本对民间社会所造成伤害的纪录，远远胜过香港。书内不仅详列每一位索偿人的经历，更附有索偿人的通讯地址和要求赔偿金额，提供的证据清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