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从业教育后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学生最牛。

我曾经在立命馆大学开过《人类与宗教》的讲座，阶梯教室近300名学生，不免有人说话，挺讨厌的。有一天一个男生跟我说：“我虽然因故不能听老师的课，但实在想要这个学分，为此我会让全课堂的人都闭嘴。”后来，果然如此，他说后的课堂居然鸭雀无声，很牛，最终我给了他学分。

还有一个女生，她说她是“母子家庭”，这个说法在日本就意味着“没有父亲”。她跟我说：“半年的讲座，我一定努力出席，即便出席不了，也会给老师打电话，说明不能来上课的理由。” 我虽然答应了，但要求她把电话打到教务处即可，不用直接打给我。

半年的讲座结束了，因为学生人数太多，压根儿就记不住谁跟谁。

临到期末的时候，教务处有一位女员工遇见我，问我是否有点儿时间，有件事情想说明一下。于是，我们约好了日后下课的一天，我去了一趟教务处，女员工说:“这个女生有好几回都打电话来，让我转告您她无法来上课，因为她的母亲身患绝症，她不仅要照顾她，而且还要打工挣钱，身不由己，不知是否能宽容下，让她拿到学分。”

女员工说起她来，话显得格外长，而且说到以下这段话的时候，眼眶发红了。“她天天为母亲祈祷，去教堂去寺院去神社，而且还说，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母亲知道她在她的身边，天下没有任何事情比陪伴一位即将去世的母亲更重要了。”

接下来，女员工告诉我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现在的她停止了所有的工，昼夜都到学校来补习功课。听了女员工的话，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拜托她把一份完整的讲座讲义交给她，希望她加油努力！

另外有一回讲课，回收学生交上来的报告，因为人数多，好几百份，全都放入了一个筐子里，乱七八糟的。正当我一边擦黑板一边犯愁还得花时间整理的时候，回头一看，原来已有三个学生正把筐里的每份报告都拿出来一张一张整理。三个学生全是主动来帮忙的，弄好了以后还问我：“毛老师需要我们按照学号把每份报告都排好吗？”

说实在的，这时的我尽管不知道她们都叫什么名字，但师生之间的确有一种温暖的情谊存在，这个挺让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