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研究提倡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而从小处着手的微观研究，确实有助于人们从历史深处了解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日本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微观选题，往往致力于留日学生的某项活动、某个事件、某位人物,或者还原他们留日生活的某个细节、某个场景,或者考察他们的留日专业、就读学校、日本老师等,以见微知著,甚至就事论事。这种精细化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而且提示了不少深化相关研究的资料线索和努力方向。日本学界虽也关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革命活动，但主要是典型事件或重大活动。

如前所述,永井算巳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开展反对“取缔规则”等政治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从关注明治末期留日学生动向和他们参加辛亥革命，扩大到留日学生参与五四运动和反对日本侵华行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还在日本展演中国传统戏剧和西方话剧，并以此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甚至是反帝爱国活动的一种形式。饭塚容、小谷一郎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文艺活动、演出活动，以及以《剧场艺术》杂志为中心的中日艺术交流。从政治活动、反帝爱国活动到文艺活动，日本学界关注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范围日益广泛。

留日学生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日的主业是学习。中国学界虽广泛关注他们在日学习的各个专业，但总体而言，政法、军事、师范是较受留日学生欢迎的热门专业,而日本学界侧重于某个行业或某些学校的留日专业。如，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直至中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才实现文理科留学生人数的平衡,此前一直是文科生居多，但石田文彦专门研究学习理工科的留日学生，宗村高满相继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日铁道学生、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留日警察学生,分析这些特殊行业的留日学生的派遣背景、学习情况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留日学生所学专业不仅与中国近代化密切相关,而且是日本学校的专业设置和留学教育的体现。女口，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农林学校等专业属性明显的日本学校，一些中国学生“慕名而来”，分别学习师范各科、农林知识等。河路由佳、渊野雄二郎、野本京子以东京高等农林学校为中心，考察1935-1944年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农林知识学习与实践，并通过访谈个别留日学生，回顾他们与日本老师、同学一起学习和交流的经历。见城悌治是研究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升格为千叶医科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史专家，他在2018年3月出版《留学生在近代日本学到了什么?》，重点分析近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的医药、园艺、设计、师范等专业，以及他们回国后在专业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接受中国学生的日本各校中,宏文学院以其成立早、接受留日学生多和主要对他们进行日语培训、基础教育而闻名。荫山雅博根据嘉纳治五郎创设的讲道馆中所藏宏文学院相关资料,以及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和中日两国的报刊杂志等，不仅介绍宏文学院接受和培养中国留学生的详细情况，而且考订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籍贯、所属班级、毕业升学及去向,考察嘉纳治五郎为培养山西省选派学习农林知识的留日学生而在长野县师范学校内开设的信浓宏文学院,以及该学院学生毕业后升入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和回国后在教育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高桥强主要考察了孙中山与宏文学院中国留学生的联系与交往,以及在他们中间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细节。

接受和培养中国学生较多或较有特色的日本学校，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应较多。一是久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既提供留日预科，也提供普通本科,成为近代日本接受中国学生的重要教育机构,甚至以该校留日学生的相互交流为中心，形成所谓“早稻田文化”。二是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知识的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以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个别军阀的“军事摇篮”。三是因留日学生或特殊事件而出名的日本学校,如地理位置偏僻的东北大学，因鲁迅留学而备受关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广岛文理大学等校的部分留日学生，因遭受1945年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而引人注目。此外，东京大学、法政大学、东京美术学校、明治大学等校的留日学生教育，均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日本学校和部分教师或主动或被动配合日本政府侵华扩张的殖民教育政策,但仍有部分教师不受此种政策和歧视中国的社会氛围影响，恪守师者本分,对中国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即是其中一位。松本龟次郎根据留日学生的日语程度和知识基础认真施教,积极推动中日教育交流,如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被誉为“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有“留学生教育先驱者”之称的嘉纳治五郎,创办宏文学院，多次赴中国考察教育，且不论其政治立场，至少为推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东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横井时敬，积极支持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事业，希望通过对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农业教育，促进科学的农业方法的普及和中国农业近代化。参与创办东亚同文书院的柏原文太郎，主持北京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无论是否包藏政治目的,都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与日本社会接触较多，或在中日两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留日学生，往往作为历史人物，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个案。如,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后,藤野严九郎在1937年3月发表专文悼念。此后虽经日本侵华战争和战后初期的中日政治对立，但在1972年中日复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的鲁迅研究成果丰硕，包括鲁迅从宏文学院的入学与退学、在仙台时期的留学生活、鲁迅的文学创作和翻译、鲁迅与其兄弟周作人的关系等,内容广泛。1992年，山根幸夫等编著《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不仅单列“鲁迅与日本、日本人”一节，而且特设“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一节，重点介绍日本学界关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研究成果。此后，日本学界对留日出身的中国文学家的研究继续发展，愈加细化。如,有学者探究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认识和文学理论的材料来源,萧红的文学作品与留学东京时代，钟敬文的赴日留学与中日学术交流，深入他们留日生活和文学创作的细节与情感。

除留日文学家外，诸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等留日出身的历史人物，作为日本学界的研究重点，已超越个案范围，更多的属于人物研究或中日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日本学界关于此类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丰硕、内容细致，兹不赘述，仅举周恩来的日本留学一例。女口，矢吹晋编辑、铃木博翻译了周恩来19岁时的日本留学日记,鹫山恭彦介绍了周恩来留日期间与松本龟次郎的交往，但这些成果只是周恩来留日研究的冰山一角。因为周恩来的留日学习既反映中国留日学生史的某个侧面，也使其形成独特的日本观，直接或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走向，所以周恩来留日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也在情理之中。在这些著名留日学生外，还有更多既有一定社会影响但又相对普通的“中层”留日学生,在愈来愈细致的留日学生个案研究中，他们或将会成为日本学界关注的一个方向。

四

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在切入视角、选择资料、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中国学界互为补充、互相启发，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宏观选题微观化和微观选题精细化，虽是深化、细化和还原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学习与生活的基础与前提,但过度精细化研究，容易失去对事物本质的探讨，陷入就事论事或碎片化。二是日本学界虽尽可能运用中日文资料，但目前仍是以日文资料为主,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关注对象、研究内容和学术视野。如，中国留日学生团体包括革命团体、立宪团体、学术团体、艺术团体、各地同乡会、各校同学会等,但日本学界主要关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等个别团体,视野相对有限。三是日本学界缺乏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宏观、通史性成果。如，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包括接受、教育、管理和毕业后联络几个方面，但日本学界往往关注接受和预备教育政策，且集中于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日本投降前后三个时间段，缺少连续性、系统性，难以管窥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变化、特征和规律。

鉴于此，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不断推进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而言,一是充分利用中日双方资料，不断挖掘日本政府、学校、机构、团体和个人保存的留日学生相关新资料，毕竟史料是史学研究与创新的基础。二是延伸研究时限，避免过度细化或局限于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战时、日本战败之际等单个“短时段”的研究，应以“长时段”眼光,探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演变史，考察日本政府面对几起几落的中国留日运动和国际国内形势、中日关系变化,为何又是如何调整其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变化怎样反作用于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这些内容只有在相对长时段的历史中才能观察得更清楚。三是扩大研究空间，不仅在中国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留欧学生之间比较，或者对比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留学生，而且转向中国、东南亚、欧美各国留日学生之间更加广泛的比较,以他者的视角反观中国留日学生，或许会得出不同的认识。总之，从历史的时空经纬出发,更容易找到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中国留学史、世界留学史上的客观位置与准确坐标。

从深度而言，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还有不少值得努力的空间。首先，需要细化研究范围。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然细化“程度有余”，但是细化“范围不足”。如留日学生教育者的个案研究不少，但曾游走于留日学生及其各个派系之间的犬养毅、白岩龙平等各界人士，以及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组建的各类团体，创办的百余种报刊，开展的各种活动，仍有细化研究之余地。其次，深化研究内容。只有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留日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国际关系等,才能探究他们赴日留学的不同目的和根本追求；只有深入分析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接受、教育、管理和安置政策的连续性及其变化,才能揭示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本质和规律。最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教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尤其是留日学生所学专业的相关研究方法,或可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毕竟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带来新的突破。（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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